1920年8月：渔阳里的第一抹红
老渔阳里2号旧址
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从北京到了上海, 一时无处安身, 先下榻惠中旅舍。没承想又疾病缠身，好友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把他接到亚东图书馆养病。
1920年4月，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曾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把老渔阳里2号私宅（人称“柏公馆”，今南昌路100弄2号）让给陈独秀居住。
渔阳里有条南北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头连着环龙路（今南昌路）。靠近环龙路的一段街坊称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街坊称新渔阳里。
老渔阳里1912年始建，共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小楼8幢。陈独秀住的小楼坐北朝南，楼下会客室挂着一块小黑板，上写“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5月，陈独秀邀请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由浙江来的陈望道，《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在《新青年》编辑部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
在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
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大家得出一致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决定成立共产党。
大家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10条。最初这个组织叫社会共产党，但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就通过张申府与李大钊沟通，他俩建议“就叫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最后决定用共产党这个名称。
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
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也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
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经常答复各地青年提出的问题，影响越来越大。不少进步青年纷纷到上海，希望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给予指导和帮助。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也急切希望有个引导青年的团体。
为了教育引导青年，1920年8月22日，上海的早期党组织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等是最初的团员，平均年龄24.5岁。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也为了培养干部，9月的一天，新渔阳里6号门外墙上，挂出了魏碑体外国语学社招牌。
9月28日至10月2日，学社在《民国日报》连登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每班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
施存统的藏书
实际上，学员大多是党组织成员介绍来的，主要来自湖南、浙江、安徽三省。任弼时、萧劲光等6名学员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的，刘少奇是船山学社负责人贺民范介绍的，蒋光慈、吴保萼是高语罕推荐的，王一飞是陈独秀介绍的。学员少时二三十名，多时五六十人。
大部分学员不住在学校，分散居住各处，半天来校上课，半天回去自学。除了俄文课，还有政治课，讲十月革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青年团每周组织一次政治报告会，由俞秀松主讲；星期天经常举办报告会，由陈独秀、杨明斋主讲。
不久，学社的李启汉、罗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加入了青年团。
学员们的生活很清苦，每月5元左右生活费。任弼时等学员为了省钱，“5个人包了4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钱以作他用”。但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
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格林，在给上海团组织的信中赞扬“上海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4月，俞秀松等几批团员赴俄学习，团组织暂停活动。
《劳动界》创刊号
中国工人的第一份刊物
还是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8月15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1920年，上海“劳动者之数，不下50万人”。但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很悲惨，每天劳动12个小时以上，“从早到晚苦一天，所得不过两角钱，买来柴来难买米，可怜怎样度长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先进革命分子走进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工人创办一本通俗刊物的时机成熟了。
《劳动界》发刊词开宗明义：“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劳动界》的撰稿人大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陈望道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为《劳动界》译稿，不取报酬。他翻译《劳动运动通论》时，一直到深夜一时脱稿。 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中，陈独秀用闲谈的形式，让工人明白穷人、富人之间的天壤之别。
沈玄庐在《兄弟们，想想看》中说得更明了：“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滴到哪里去了？不都是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一般有钱有势的吃了去么？”
直接反映工人呼声，是《劳动界》的鲜明特点。《劳动界》第2册专门刊发了《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工人冀成的《一个工人的报告》，表达了对搜身的愤怒，“从头摸到脚、袋子里、裤带上”， 简直“当工人是贼”。印刷工人潘阿芳认为《劳动界》使“兄弟们都受到这新思潮的洗礼”。工人们夸《劳动界》是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8期
责编：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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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新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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